| 【柏林大會批判】張英：柏林大會批判——對《為甚麽張英被趕出柏林大會》的按語與點評 【柏林大會批判】
● 張 英 ：柏林大會批判
——對《為甚麽張英被趕出柏林大會》的按語與點評
【張英按】估計此文作者不一定是陳平先生，而可能是與會的第三者調侃之作，侃文雖短，而且涉及本人，但因此文與老貓《四川耗子非良勇》、《民運山上無老虎 四川耗子稱大王》、奇脈《評“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 》、老於跟貼等，一個月前（5月27-29日）同時見之於《東西南北》等論壇，是第一批抨柏林大會的，事關重大，故予轉載，結合典型個案剖析，略作點評。
一
中國大陸民主化與兩岸民主統一，這兩個歷史性時代命題，正是中國民運人士努力奮鬥的兩大目標，也是國人翹首以待的。
非常遺憾的是：柏林大會打“國際牌”，假借“全球支持中國民主化”乃至“亞洲民主化”之名，卻行“全球中國民運”支持陳水扁資助的柏林大會替台獨背書之實，精心包裝，互為表裏。經大會開幕後介紹，才知共同主辦柏林大會之一的“台灣民主基金會”，並非真正的民間組織，而是陳水扁一年之前組織成立的。陳水扁政府駐德國全權代表謝志偉先生，與民陣主席費良勇先生兩人聯名舉行新聞發佈會，而謝代表主持大會時竟公然說：台灣支持中國民運，中國民運也要支持台灣公民自決（獨立），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久前被“呂副總統” 秀蓮策劃到香港一次會上大放厥詞、胡說八道，這次柏林大會主要演講人之一的上賓日本右翼殿岡昭郎，在大會上還道出：一個月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說“日本要支持中國民主化”，這將是日本政府對華的新政策。言下之意，日本也要打“民主牌”了。（日本東京知府石原今也放話，“中國不民主化就會崩潰” ）殿岡在柏林大會上十分猖獗，瘋狂叫嚷：“中國有可能經過分裂，打一場內戰，死幾百萬人，才能實現民主化”、“日中友好，共榮共存”， 這與當年皇軍鼓吹“大東亞共榮圈”，如出一轍。我還未聽完就氣得退場，與一些朋友議論此事，有人一言以蔽之，戲稱：“鬼子進村了” ！
二
我原本有事要去香港等地，並未準備參加柏林會議，因受阻於使國家最不安全的“中國安全部”有人從中作祟，不克成行（另文），荷蘭、法國、丹麥等國一些民運朋友知道我能抽空，還知道柏林大會主席費良勇、彭小明也是老朋友了，委託我組“荷蘭泛民主派代表團”，即“荷蘭各民運組織聯合代表團”，十餘人催促“大佬”出面報名，另外如同仲維光兄所說，“會有一些朋友來，總要去看看”，而我當時並未知道柏林大會的台獨皇軍背景，以為真的是“中國民運世界大會”，於是電話向費主席良勇先生報了名。也就是說，四月二十一日，已過了最近才通知報名截止日期後的第一天，我電話向費良勇報名，問：還行嗎？德荷近鄰，荷蘭泛民主派代表團，約七、八人，擬參加柏林民運大會捧場；我也曾籌備過幾次全球民運大會，深感你們辛苦，非常不易，能否過來？費良勇表示：歡迎荷蘭朋友來參加，大會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歡迎歡迎！且不說彼此是“老友”，費主席也是頭面人物，應當能有誠信，原以為“歡迎歡迎”，“熱烈歡迎”，一槌定音！
行前三天，我向費良勇、彭小明和秘書長潘永忠先生聯名發送兩封電子郵件，僅小明兄回了兩封。我先前的一封，向大會籌備處通報確認成行名單，以便東道主接待安排（摘要）：“2006全球支持亞洲特別是中國民主化大會，荷蘭泛民主派代表團，已決定參加，並能成行的有X位”（名單、民運或異議人士身份，含德國近鄰法國、丹麥個別的）；彭小明博士是位和事佬，他大概是被拉扯幫襯大會的，其實作不了真正的主，這位文學家兄弟，五月十一日以“大會籌備處答復”，用詩一般的語言謝絕：“羅蘭精闢地指出：一種理想就是一種力量！我們這批兄弟姐妹，憑著對自由和民主執著的追求，將再一次於柏林重新凝聚起來，像火一樣熊熊燎原！柏林民運大會籌備小組謝謝天下精英、豪傑的熱情參與！” “但是我們必須通知天下朋友，大會的報名日期早已截止。可近日來電來函要求參加會議的朋友依然絡繹不絕，我們實乃無法接待”。“為了盡可能讓天下的朋友，儘管遠在天涯海角，也能參加柏林大會，大會籌備組特意安排和設立了網絡分會場。分會場與主會場同步實況連接，並且能與主會場互動。我們歡迎大家通過網絡積極參與討論，讓世界每一個角落感受到燃燒的火種”。
因為我們三星期之前已經報了名，我當即“答復大會籌備處答復”，費良勇表示“歡迎” 接受，故有四人“已買了不能退的火車票”與“已買了不能退的EURO LINES大巴票”，知會“勢在必行”。並說“陳平是經西班牙王策兄與李力兄加報的”；路生“還單獨向費主席報名，征得同意，格外歡迎”；董志飛“已圈定在法國9人麵包車之內”；尚未買車票的丹麥楊光，今已“勸退”；“至於王國興是貴總部理事，悉聽尊便”。而“我組團的名單，全部有歐盟國家的國籍，或永久居留身份證，相信不曾有其他聯想（指常見的需要邀請信以便簽證或申請居留）。個別知名度不高，卻幹實事”。
並在信中致意：“我受王國興等委託組團，前時已電話向費主席報名……由於要落實人選（有些在等老闆准假）和安排交通，好事多磨，而我還忙於諸多層面的操作，以及因應意外變故（其中《致中國駐荷蘭使館的公開信》尚未寫完），‘立體作戰’始終不懈，但畢竟柏林大會重要，直至今天才確認起程名單奉告，遲達甚歉，也希望得到寬宥和體諒！”“再說，通過網絡參加會議，說實在的，我們不會玩網絡，更不會安裝程式。”
我是“老造反”，也是“老民運”，始終是“人民文革”論者，柏林正式大會結束後有移地的文革研討會，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文革史家仲維光和彭小明等仁兄主持，故在兩封電子信的最後提及：“我擬在文革40周年紀念研討會上，主題就研究文革的理論框架（縱橫之說）、文革史分期（文革十二年五階段論）、一月革命的民主建政（政權）、造反派正名等問題，做個與眾不同的發言，時間約20分鐘至半小時”；“我20年前的文革史觀，或許陳舊，因為一些文稿遭到媒體封殺，偶爾只能小範圍內議論，現今看來反而是創新，但願能在文革40周年紀念研討會平臺上發言，是個例外”。（“加發維光兄、國興兄一併知情，又及。” ）
三
由於柏林大會號稱“民運大會”，半年以來我所見的大會十份材料，在在“歡迎多個民運團體代表踴躍參加”，所以我在通報信中的荷蘭代表團名單，繼介紹各位民運或異議人士身份之後，落款自己也正式署名：“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臨委會）執行主席、中國民主黨歐洲委員會主席、中國民聯陣歐亞聯盟主席、中國之春雜誌社法人代表”（1993—歐洲）。最近幾年我辦的歐洲導報登陸，我也就從街頭政治淡出，不如1999 年1月6-27日，我為中國大陸人權民主、支持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組團堅持在海牙荷蘭國會廣場冰天雪地絕食21天，而這些我經世界代表大會，或在歐洲代表大會上，高票當選的主要職務，因故尚未按程序辭掉。
這是民運界眾所周知的，原本以為署上“多此一舉”，殊不知即使這樣，柏林“民運大會” 秘書處還要對我“公事公辦”，說甚麼：張先生如因私來德國，可住費良勇家，也可住彭小明家，他們去荷蘭仍可住你家，但這裏是“民運大會，公事公辦”。好一個“公事公辦”，烏乎！難道民運主流派、清流派、反獨派、促統派、實幹派主要負責人，就不是“民運”了？似乎台獨、皇軍、或支持台獨的名人，即使不是中國人，才是“中國民運”？總是有人把大眾的“中國民主運動”，扭曲矮化為寡頭的“中國名人運動”，與共產黨一樣，“為民作主”，令人啼笑皆非，我也恍然大悟。
十七年來，我從民運界第一個公開抨李登輝台獨、到批判陳水扁台獨、再到支持馬英九“民主統一”，有目共睹，始終不渝。柏林大會要辦支持台獨的“公事”，從而又要“公辦”我這樣反獨促統的“假代表”，以防“鬧事”，並不奇怪。會前所謂對我“熱烈歡迎”，到頭來卻“最不歡迎”，而且是與會中外近二百人士中，唯一“最不歡迎” 的，這就如同高寒兄大作《播下跳蚤，收穫龍種 ——從“排郭門”醜聞看民間營壘對“健康競爭倫理” 的呼喚》中所說的“理直氣壯的陰招”。
聯想七年前我應邀出席塔林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發言後，由於不支持東土（新疆）獨立而激辯，本人又是“唯一”的，個人榮辱不必計較。共產黨人、國民黨人、民進黨人，儘管曾是或還是執政黨人，享受不到這份“單刀赴會” 的“殊榮”，應是民主黨人的驕傲！不久前見國風網友信天翁“提名本壇斑竹為世界第一冷落女士，附議者請跟貼”，胡安寧封了我“超級版主”諢號、還拉做“顧問”，其實我是幹實事的，安寧兄是近半個世紀老友，他幹正事就幫忙助拳，而“唯一”、“第一冷落”習以為常，並不在乎。但是，2006柏林大會之惡劣，比1993華盛頓大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究其實質，華府大會是程序之爭，人事之爭，大方向還是一致的，柏林大會則是方向之爭，路線之爭。
四
倒敍：五月十二日，彭小明曾回我郵件，答稱：“友情心領，財政無力支付！萬分慚愧。小明”。倘若僅僅因為大會財力問題，我們有所準備：一是我早先向費良勇電話報名時說了，後在郵件中還重申：“民運是艱苦奮鬥慣的，哪次大會不是旅館兩人房，打地舖睡三、四人？至少荷蘭代表能做到，以減輕德國朋友的壓力。柏林見！”；二是未及經我報名而臨時買票上車的荷蘭葉國忠等四人，準備食宿費自理。五月十三日夜晚，當我匆匆編發《母親節，中國作家記者感謝天下母親！》（五十篇、近七萬字，博訊新聞網等5月14日發表）之後，即刻趕赴阿姆斯特丹市Amstel，子夜荷蘭八人乘歐洲旅遊大巴(EURO LINES) ，通宵前往柏林。
在大巴上，王國興對我說：德國來電，問荷蘭組團，張英是否要對大會“鬧事”？我道：好意捧場，有甚麼“事”可“鬧”？不會的。國興表示，他也這麼回話。我聞德國有的朋友忽然極不友好，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我們被蒙在鼓裏，隱隱約約感到，柏林大會可能真要“出事”。
五月十四日午後，當荷蘭團趕至柏林亞歷山大廣場附近的“公園旅館”，向大會報到時，即感氣氛詭詐，一反常態，不如以往民運大會熱乎乎的，喜氣洋洋。我還抱著體諒的心態，誤以為人家第一次主辦大會，經驗不夠，我們做前輩的不宜計較，並以此誠意相勸荷蘭、絡繹見到的法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香港一些民運老朋友。錯了！
不久，我遭到大會當頭棒喝：非但整個大會僅有荷蘭臨時趕到的民聯陣葉國忠等自理食宿費，經我出面報了名的除我之外按大會規定全免，但唯獨要本“團長”繳納“每天一室就寢費98歐元、每天會議入場費47歐元”，並說“有德國人在會場門口站崗查證的”，云云。“民運大會” 要繳“會議入場費”，我搞了幾十年民運，前所未聞，匪夷所思，況且祇針對我一個人，顯而易見，這就不是錢的問題了，這是一種政治歧視的陰招，付“買路錢”將是自取其辱，人家無非趕你走，我也正準備一走了之，以示抗議！
聯想到我發起推動的第五次“回歸中國本土國際研討會” 1999 年澳門舉辦（特邀民進黨內溫和理性的沈富雄立委也來一起研討兩岸關係）之後，7月2日由澳門經臺北中正機場過境轉機返荷時，竟被長榮拒發登機牌，遭到李登輝台獨大佬黃主文（綠營台聯創黨主席、時任連戰內閣內政部長）的境管局，因我反獨促統而被非法關押在監護室24小時，我絕食絕水絕煙還繳了“三十美元監護費”，如今“台灣之子”陳水扁當道，似乎“台灣之父”李登輝的信徒故伎重演。有朋友戲謔：“老革命碰到新問題了！”
五
五月十四日是母親節。當晚，彭小明主持放映十七年前六四的悲壯慘烈場面，為當年死難烈士默哀，又放映了另外一個以丁子霖為代表的受害者家屬“天安門母親”影片。我擬紀念之後即走，也算不虛此行。
但就在放映紀念前一瞬間，潘永忠在門口當眾對著我大吼：“張英，你必須交納大會入場費，才可以參加大會！”我離開會場，找王國興拿行李，國興勸說：“人地生疏，德語不通，柏林也沒有回荷蘭的夜車了，還是和我一起過夜，等兩天與國忠，我們荷蘭三個負責人，一道走吧！”國興寢室僅一張床，還有芬蘭的王雍罡，早出晚歸，淩晨三四點以後他倆打地鋪，我能躺一會，不好意思。柏林大會有20萬歐元的經費，王國興表示：大會並不在乎你一個人要交幾百歐元，不缺你這點錢；我們荷蘭也不缺這點錢，問題是他們故意刁難，弄僵了，為此大家面子下不來，如果他們還在向你掏錢，你就說找王國興結賬！其實，有不少寢室的床鋪寧肯空轉，比如香港少來了楊小炎等四人的空位，香港提出轉於荷蘭，大會秘書處不同意。另有人空床邀請我去住，又有人勸我勿與中共國安一夥同室。最後一夜，澳洲秦晉兄說秦少敏也有空床，邀他去，於是我睡秦晉床，與丹麥陳泱潮兄作伴。
也有朋友說，你向費良勇報名的，等明天他來了，再說吧！第二天（五月十五日），會前我看到費良勇到來，問大會為什麽唯獨對我不接待，你看怎麼辦？他說這是要事前報名的。我說上月不是向你報過名的？費講那問問情況再說。汪瑉是柏林大會副主席，曾與我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第九次世界代表大會上，一道當選正副主席，現任中國民聯陣美國理事長（主席為林牧晨先生，牧晨兄1968與我是上海閘北看守所難友；1978中國之春上海民主牆時期，他與胡兄安寧也是戰友），他也表示不同意柏林大會替支持台獨背書，期望我與馬英九團隊繼續友好關係，還說六四去台灣見到馬英九代我問候；至於潘永忠等對我無禮胡鬧，汪瑉主動講會向大會反映。第二天中午問汪瑉吭聲了嗎？他搖頭。量其無此膽識 ！以後在大堂裏，無論是費良勇還是彭小明，偶爾見到都會招呼，一臉苦笑搖頭無奈。我也理解，這不能完全指責費彭汪，而是大會後台老闆陳水扁們作怪，“最不歡迎”我到會。
有趣的是：大會期間，潘永忠等幾人，幾乎對我貼身監視，形影不離。所謂“胸前要掛著會牌，德國人在會場門口要檢查的”，無非是潘等幾個“德國人”，這樣我也就列席了會議。坐在會場右邊倒數第二排，左有澳洲秦晉、法國何躍、紐西蘭潘晴，右有香港張馳、荷蘭王國興等人，我也拿到了大會一些資料，每人都有發的《柏林大會》手冊，這是大會最重要的詳細資料，唯獨我沒有。我借了王國興的那本，中午休息時，我將資料歸齊在原座，但下午會議時其中手冊不翼而飛，唯獨我的被沒收了！之後，我又借了一本《柏林大會》手冊。挪威廖燃博士坐在我身後最後一排，他是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人權研究員，中國民聯陣北歐負責人、中國民主黨歐委會副主席，目前正在柏林工作，聞訊而來。廖燃兄向我拿了這本我又借來的大會手冊翻閱，隨後他問“這本能給我嗎？” 我對自己的副主席抱歉，表示無奈：我借來的第一本被沒收了，這第二本也是別人的，畢竟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大會。柏林大會曾侈談中共沒有新聞自由，而其大會本尊卻把我採訪新聞的自由剝奪了！
五月十六日，我這個當年“五.一六分子”，決定當天會後翌日就走，潘秘書長說：張先生，你現在可以參加大會了！是“可以”，還不是“歡迎”，我被柏林大會“專政”了48小時，並沒有被“特赦”的感覺。即使可以參加文革研討會，不可能在此“平台上發言，是個例外”。事後據悉，美國來的主持人劉國凱，也不能多發言。走，上上大吉！晚上，我和德國律師、歐華導報主編錢躍君博士等在街頭一起自助餐，躍君是中途客串會議的，也是上海老鄉，又是老友，他第二天傍晚要回法蘭克福事務所，約好由其帶路去柏林火車站。
更有趣的是：想不到走之際又怪事迭起。五月十七日，十人一桌午餐（五菜一湯，每人最多五、六歐元）後，我正準備上巴士，到達新的會場目的地後可以脫身，與錢躍君提前離開大會回荷蘭。徐X當眾叫嚷，唯獨要我一人付中午飯錢27歐元，並要我付三天的房錢！我道：找王國興結賬！昨天在電梯裏偶爾碰到你，你流著淚說“好心沒有好報”，我就勸你“法輪功不懂政治，不要瞎摻合”，虧你還是個女博士！彭小明來了，我說：小明，我在這裏三天，沒有給我住房，現在我病了，被迫要離開了，卻來討我三天的房錢，什麼道理？小明問怎麼回事，徐X對小明說XX讓她來討錢的。我上車後，說了一句不平的話：俺是堂堂大派“掌門人”，後輩卻如此無禮取鬧！有人打趣說：那就“華山論劍”吧！
六
柏林大會的“民運世界盃”，如同柏林“足球世界盃”，為甚麼對方幾人盯住賽場上的法國隊齊達內那般，也有對方幾人盯住會場上的荷蘭隊張英？這是饒有趣味的問題。陳平《為甚麼張英被趕出柏林大會》，也只是提出問題，並沒有答案。
再說，參加柏林“民運世界盃”的，尚有兩大“球星”，中國曼德拉群傑出的代表人物：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臨委會）名譽主席、中國民主黨流亡總部主席徐文立先生，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先生。“聯席會議”主要聯席成員，恰恰是主辦柏林大會的“民主中國陣線”。據悉，柏林大會“不歡迎” 魏京生來，京生原先不準備與會，也是臨時決定成行的，針對柏林大會的“娩言謝絕”，魏主席問了一句話：民陣還是不是聯席會議成員？對方啞口無言，擋不住了。於是，號稱“民運大會”的柏林大會，因應其並不歡迎的徐魏兩大民運領袖，以我採取台灣慣常說法，這也叫“四不一沒有”：辦法之一，不容許徐魏上大會主席台；辦法之二，不容許徐魏上台發言（開幕式之後第二天下午，僅讓魏上台說一會兒）；辦法之三，不容許徐魏舉行新聞發佈會；辦法之四，不組織徐魏和與會者座談；沒有原定議程徐魏等會談“民運合作”的形象和聲音。綜觀柏林“民運”大會，對民運的徐魏封殺基本成功。但是，徐魏也在努力打破這種封鎖。例如，文立兄在聽演講台獨時，始終高高舉手要發言反駁，贏得一位在場的德國政治家重視，會後專門單獨座談；老魏接受德國媒體《南德日報》專訪報道。
有人問：柏林“民運”大會，對付徐文立、魏京生這樣著名民運領袖，台灣採取 “四不一沒有”，對付你張英老先生（我是柏林大會年紀最長者）如法炮製，也就夠了，為甚麽還層層加碼，如同對付“超級球星”那般，採取“多人盯一” 的緊逼戰術，甚至“下三爛”犯規動作？這是一個深層次問題，如同常有人說“張英能做主席，為甚麽不選我當主席”那樣，很有意思，也有創意。其實，本人原先也是不解，僅以為自己是全球出名的“好好先生”，人皆欺負，屢見不鮮，平時也就麻木了。直到進入會場，這才悟了出來。
荷蘭隊歷來是強隊，這點不假。二十五年來，1989、尤其是1993以來，海外民運因故分分合合，荷蘭也不例外，一分為幾。而荷蘭與別的國家隊不同，一個組織分為幾個組織之後，從無紛爭，有事始終聯合一致行動，仿佛仍是一個組織，特別是我主民聯陣、王國興掌民陣十多年來，合作親密無間。雖說有個別的“害群之馬”，如“吹牛大王” 王鈞這樣的痞子，在荷蘭完全沒有市場；而中共“打進來”的顧堅明，兩年後“拉出去”的就他自己一人。一些朋友自詡“荷蘭泛民主派代表”，上陣“三劍客”、“鐵三角”，所向披靡。但是，荷蘭隊是“防守型”的，必要時才“快速反擊”。組團出訪，友好傳統，我們無意挑戰、也不足撼柏林大會，我從沒有想在柏林大會上要勁射“點球”，而是抱定會上“一言不發”，以免詞不達意誤會，對我嚴防是庸人自憂，心中有鬼，或許另有原由，伺機報復。
與會大多數人是以個性報名的，不一定表明所在組織，或民運隊伍內的身份，而一些獨立異議人士，也就沒有組織所在，與會者個人均向柏林大會籌備處報名，發生條塊的縱向關係，彼此之間橫向聯繫不多。也就是說，只有大會能知道與會人數的基本情況。如同我會前不知台獨背景，也不知究竟哪些朋友與會，為團結一致顧全大局，我在民運內部是“不設防”的，也正因為過於信任從民聯陣分出去的現今民陣，寬宏大度而中陰招。
本黨（中國民主黨）徐文立主席、聯席會議魏京生主席、香港民聯陣張馳和陳詩等朋友來，我事前知道的，會前見了；而且見到紐約來的中國民主黨人唐元雋、蔡桂華和蘇洋等一批新老朋友。汪瑉與我還臨時召集與會的二十多位民主黨重要幹部，利用中午自助餐拼桌聚在一起，開碰頭會，自我介紹。我作簡報：……按照中國民主黨歐洲代表大會、中國民主黨臨時世界代表大會公報（2000年1月3日決議）：大會代表一致選舉在中國大陸獄中的26個省市民主黨領袖，一律為中國民主黨當然中央委員。當時你唐元雋在陝西因組黨蒙受政治冤獄，你蔡桂華在上海因組黨失去人身自由，現今可行使中央委員職責，並以中央委員名義工作。
柏林大會台前幕後人物，當然知道張某在民運關鍵時刻的歷史作為。平時祇幹實事研究，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努力做好超級雷鋒，更加不會顯山露水；一旦民運存亡危急，或者民運迷失方向，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救活組織旗幟不倒。從華盛頓大會到三藩市大會，到紐約大會，再到巴黎大會、中春九大，一直到民主黨歐洲大會……歷史是人寫的，歷史紀錄著功過是非。其中1998年1月我在巴黎召集民聯陣歐亞十國特別代表大會，按照組織章程、民主程序和多數決原則，否決了李登輝國民黨掌控的1997年11月紐約合併大會，力挽民運旗幟《中國之春》於狂瀾而不倒，並救出了李記紐約大會“被俘”的民聯陣美國一批領袖。這樣一來，對手“功虧一簣”，我與李登輝方面的台獨勢力，又結了梁子。而今我到柏林大會來，台灣陳水扁當局更結了梁子。
掃描柏林大會會場，還有二十多位民聯陣人士。大會場上實際人數約一百八十人，從組織結構分析：剔除與會的外賓二十多人、台灣二十多人、少數民族十多人、法輪功十多人、獨立異議人士十多位、自民黨人十多位、中共方面十多人不計，民主黨人加民聯陣人士近五十位，多於約有四十位與會的民陣；而即使民陣，有幾個國家的民陣主席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在民陣內部會議上，就章程、程序和支持台獨問題爭論，意見也與費良勇相反。從籍貫結構分析：有四川朋友津津樂道，現在搞民運的是上海幫和四川幫！且不講幫不幫的，與會四十多位上海人，約有十位四川人，大多上海老鄉與我有“共同語言”，未聞費良勇在德國之外有上海人脈。
以上事後知情分析，人家卻是事前評估：張某“單槍匹馬”是表面現象，他“江湖弟兄”多，一旦有事或其心血來潮，頃刻之間便能臨時就地組建一支團隊，“見壞就上”，足以抗衡柏林大會；或許，原本就是“木馬計”。假如張某串聯遊說，鼓動同道與老鄉，荷蘭隊做“帶頭羊”，與會一半人士抓住大會要害，會上咬住反獨與抗日兩個焦點不放，甚至僅以“民運大會為甚麽不讓張英參加？”引爆，支持台獨的柏林大會就會夭折，怎麼辦？大會組織者並未對我真正瞭解，怕擔風險，又怕溝通，視為“假想敵”，防患於未然，乾脆封殺，於是有了潘永忠之流盯人的雕蟲小技，這就是對付我比對付徐文立、魏京生更厲害的奧妙。
其實，這是忌人憂天，一葉障目，兩豆塞耳，假民運不懂我們的道德底線：縱然對大會有天大的意見，也不會當著多國外人場合發難。我們民運戰略大格局，並不在乎 “緊逼盯人”的戰術小動作碰撞，這種 “待客之道”，我也經得起。民運素質固然不高，就是不濟，但比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素質，至少高出一籌：民運大會，有時也會爭吵熱鬧，總比中共的黨代會表決機器，人代會的橡皮圖章，鴉雀無聲，好吧？二十五年來，民運大會從無肢體語言，這比台灣國會廟堂，有時大打出手，強吧？況且與會者大多是菁英人物，頭腦清醒，並不是省油的燈，有朋友在柏林大會上當場指出，一劍封喉：看著大會橫幅，這次大會是支持中國民主化大會，不應變為“統獨論壇”，如誰願支持台獨，下次就專門開統獨論壇大會。陳泱潮慷慨激昂，也反問主持人謝志偉代表：台灣口口聲聲支持中國民運，能不能少買點軍火，拿出其中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真的支援中國民主化？這下可受不了，大會議程原定在“公園旅館”，陳泱潮新書《特權論》發行儀式，取消了！大會對我神經過敏，對他人也神經脆弱。按照以往“踢開黨委鬧革命”經驗，揣掉柏林大會易如反掌，但民運是理性的，成熟的，尊重不同觀點，我本已決定此際不作為，也犯不著，靜觀其變。
儘管大會對“張某鬧事”是一種猜疑誤判，逞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快，幕前無禮之極，不想想會後要付多大代價，我還是要說明：柏林大會明裏重名人，暗裏更重實力，幕後沙盤推演和操盤的，乃是大內高手。
七
陳平此篇《為甚麼張英被趕出柏林大會》一文，八九不離十，所講基本情況屬實，但過於簡單化、臉譜化了。至少有两點需要更正，順此說明。
陳平是14年前在荷蘭找到我的，當時他的政庇申請已被拒絕，晚了，因為其原先報的故事實在離譜，而他參加民聯陣荷蘭分部之後，的確積極，當了幹事長，我幫“搞材料、作證明”，只能阻擋“遣返”，合法逗留而已；我從來沒有讓他“以精神分裂症為理由，取得了荷蘭的合法居留”，陳平後來“取得了荷蘭的合法居留”，是因為他與一位荷蘭人、女教友結婚。
我幫了上百個中國人得到合法居留，從來不指望、也不可能有一個人會“知恩圖報”，比較而言，沒有幫上陳平多大忙，更不必“報昔日相救之大恩” 了！我是不“喝可樂”的，“什麽時候有空登門”，喝一口水，足矣。
八
我是中途主動退出柏林大會的，說我“被趕出柏林大會”，未嘗不可，反正“排張門”是這麼一回事。我並沒有參加柏林大會“宣言”的討論，迄今也沒有見到宣言文稿，民陣在柏林大會之後向我發的資訊，不如以往之多，偶爾見到一些，獨缺“宣言”。因此，我對宣言文字，無從說起，暫無評論。
據悉，這份所謂“民運宣言”，原稿對1998海內外連線公開掀起的中國組黨運動，隻字未提，一筆抹殺。與會者初讀時議論紛紛，改稿了嗎？近兩個月了，“宣言”為甚麼不發本黨？柏林大會怠慢、封殺乃至趕出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倒也罷了，而一大批民主黨優秀領袖，大多還被羈押在中國的“古拉格”，宣言無視他們悲壯的存在，不可思議。中共當局非法判處秦永敏（湖北）、劉賢斌（四川）、劉世遵（遼寧）、吳義龍（浙江）等等每人十幾年政治冤獄，就因為確認他們是“中國民主黨”，而柏林大會高唱“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疆界”，卻不譴責中共一貫踐踏民主黨人的人權，不承認中國民主黨的歷史存在和客觀現實，僅此而言，竟比共產黨走得還遠！
中國民主黨是國際公認的中國反對黨。2000年3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開幕，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日內瓦舉辦中國專場，確認中國民主黨歐美三位代表王希哲（美國，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名譽主席、聯合總部共同主席）、胡安寧（美國，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常委、發言人）、張英（歐洲，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執行主席、歐洲委員會主席），法輪功一位代表張爾平（美國，法輪功發言人），四人一道發言，這是民主黨與法輪功同時第一次登上國際舞臺。
全德學聯主席彭小明博士是中國民主黨盟友。上次世界人權大會，王希哲因故從德國去瑞士，中國民主黨歐委會副主席陸衛星（德國）、歐委會監委主席陳健平（德國），在法蘭克福機場接送希哲兄；正是我拜託小明兄從波恩也趕到法蘭克福機場，當晚乘火車陪送希哲並作翻譯同達日內瓦，在地鐵站內度過了傾盆大雨之夜，令人感激。大會之後，我陪胡安寧從法國訪西德，也是小明協助安排，健平等從東德、衛星等從北德、胡星等從南德趕來，全是上海老鄉，相聚甚歡。事隔七年，歷歷在目。小明才華出眾，主要體現在文學方面，又是與人為善，我料今次柏林大會，也是拉去幫忙，做不了主。現在所謂柏林宣言否定民主黨歷史事實和客觀存在，不知小明作何感想，能否仗義執言？倘若為難，請持中立。
我早就說過，並且寫道：中國民主運動，或曰反對運動，細化是分界別和層次的，媒體總是分不大清，經常混為一談。如果民運人士也不大分清，或有故意混淆，那真的遺憾了。重申要點，求正方家：
民運人士肯定是異議人士，但異議人士並不等同于民運人士，至少不全是民運人士，有的異議人士自稱“我不是民運人士，只不過是反共人士”，也有異議人士自稱“我不是民運人士，只不過對共產黨有意見並不反共”；民運人士反對中共專制，但不是“為反對而反對”，通常被片面簡化為“反共”，其實不是凡反共人士就是民運人士，如同以前劫機犯卓長仁等被台灣當局稱為“反共義士”、絕不是民運人士一樣，曾勾結從中共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貪官的賴昌星，現今聲稱也在“反共”卻不是民運人士，說“反共就是民運”是對民運的貶低、扭曲和抹黑；民運人士參加民運團體與不參加民運組織的獨行俠，亦有區別，民運組織有綱領、章程以及群體行為，如1993嚴家祺等起草的民聯陣章程、朱嘉明執筆的《中國民主運動綱領》，1995徐邦泰等執筆《重建共和 再造統一》的民聯陣十八條政綱，經世界代表大會逐條討論表決通過後，付總表決通過生效，這是民主程序正義，也是民運及其隊伍的標誌；從廣義來說，中國人權、獨立筆會、自由工會、維權協會等等，也是民運組織，至少是准民運團體，因為他們的主張與作為，和我們大同小異，其側重於維護人權、爭取新聞自由，而其領袖和中堅人物，大多是著名民運人士，其中還有民主黨人；勞改基金會不是民運組織，吳宏達堅稱是“反共組織”，他自詡“不是民運人士，不與民運為伍”；法輪功是信仰團體，准宗教組織，如同家庭教會一樣（最近發生餘傑王怡不讓維權律師郭飛雄在白宮會見美國總統布什的“排郭門”事件，就是對民運的黨同伐異），儘管有大批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參與，推波助瀾，也不是民運組織，而其“真、善、忍”具有普世價值，七年前中共寡頭血腥鎮壓有上千萬中共黨員、勞動模範、知識份子、普通百姓的法輪功人士伊始，我曾撰文《堅定捍衛法輪功學員的人權》萬言書，先後經網絡和《中國之春》雜誌發表，預見評估發展到現在和將來的事態，《九評》寫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尚未突破我當年理論框架，也未引足我研究的資料（譬如，1957反右，總說五十三萬知識份子右派、三十多萬內定右派，從來不說還有三百四十萬被扣“壞分子”帽子的工農右派；又如，1959-1961，這是中國歷史上氣候最好的風調雨順三年，人禍災害被彌天大慌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所代，非正常死亡五千九百五十萬近六千萬中國人），但法輪功運動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天然友軍；民主政黨是民運的最高組織形式，這與通常比較鬆散的民運團體也有區隔，上了一個新臺階：2000元旦，中國民主黨發布嚴家祺、王希哲等執筆、伍凡（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發言人）等翻譯的長篇中英文《迎接新世紀宣言》，開創民運組黨新階段。
民主黨與民聯陣有血緣關係，兩者並不完全等同：民聯陣主體固然升級轉型為民主黨，有些朋友因未能風雲際會加入民聯、民陣、以及由民聯與民陣合併而成的民聯陣，就直接參與創黨；民聯陣大多數人兼有民主黨的雙重身分，也不是民聯陣所有的人轉為民主黨。譬如，現任民聯陣美國主席林牧晨未入民主黨，就任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副主席；民聯陣叛徒、英國的高沛其，什麼黨都參加，就是抵制民主黨，進而反對民主黨。1998年8月1日，我在巴黎組織上街聲援中國大陸組黨運動，抗議中共非法拘捕王有才、朱虞夫等五位浙江籌備民主黨負責人，高沛其不僅抵制聯名抗議中共聲明，1999年11月反而公開發表聲明反對中國民主黨第一次歐洲代表大會，暨世界臨時代表大會。另有一些民聯陣重要成員，支持我創建民主黨，因故而不願列入民主黨，譬如民聯陣荷蘭分部副主席林恩慈教士不便；蘇黎士大學校長華祁石教授也不便，他是民聯陣歐亞聯盟創盟人之一，只願兼任1989六四成立的民聯陣瑞士分部主席，祁石兄向我聲稱不要如同意大利梁成教授那樣雙重身份，不必算入民主黨內；英國的天安門詩人劉洪彬博士，也表示只願留在民聯陣內而不入黨。入不入民主黨的自願，入黨後的退黨自由，符合黨章，這是民運的ABC。
綜上所述，一個民運界的共同宣言，也應當經過民主程序，由主要民運組織代表，一起討論修改，並經全權代表簽署，方能有效。一個內部統獨問題尚在爭議的組織，加上非民運組織的異議人士、反共人士和“中共中央第二黨校校長” 等代表，製造與會的“現場多數”，當眾口頭讀一下“鼓掌通過”，這樣草率片面的聲明，就能冒充“民運宣言”了？這樣的“宣言”，當然隻字不提最有民運代表性的民主黨了。柏林大會宣言，號稱“民運宣言”，卻排斥民運主要組織、主要政黨，由此可見，這樣的“民運宣言”，只能代表支持台獨的費良勇他們自己，並不代表民運界主流聲音。
九
無獨有偶，就在五月十四日這同一天，柏林發生“排張門”事件，華盛頓發生“排郭門”事件，這兩個事件雖然互不相關，卻反映了同一種現象：泛民主派內有股歪風邪氣，由來已久，必需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高寒兄大作《播下跳蚤，收穫龍種 ——從“排郭門”醜聞看民間營壘對“健康競爭倫理” 的呼喚》，國風網歐洲導報版上月已經發表，現將今日發行的高寒主編《中國之路》選載。因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三年前救蔣案中的內部爭論，事涉中外幾十位作家名人，主要是策略和方法論，道德問題不如“拒郭事件”本身嚴重，故而僅公開發表民間健康競爭倫理建設的教訓剖析之一，獄委高寒《救蔣案中的“暗抽橋板”——回應獨立筆會秘書長張裕的“背對背”反駁》最後一段《簡短的結語》，以及轉發郭羅基的；與劉水《給餘傑王怡的傷口上撒把鹽》、著名作家還學文（仲維光夫人）長篇評論《個人自由的界限與公眾人物的責任——兼論“拒郭事件”前後餘傑與王怡的卑劣》，構成一組【拒郭事件批判】，會同【柏林大會批判】，今日一併推出，相得益彰。
正如荷蘭王國興（民陣總部理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副秘書長）撰文，一語道破：“开了大會，亂了陣線”。以下這組剖析柏林大會批判文稿，均轉載自博訊新聞網（boxun.com）。
澳大利亞民陣主席秦晉（張注：悉尼，民陣總部前副主席——柏林大會加發大16K介紹民陣曆史手冊，非但沒有第四屆副主席秦晉的照片，連名字也被抹掉，費良勇彩色照片最大）：《中國民運所面對的環境和因素》，四個部分，“民主運動期望在中國獲得成功，有如下幾個重要因素：參與這場運動人士的數量和品質，堅強穩定的財源支援，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的民情和政情變化。這些因素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此消彼長的”。（博訊2006年06月29日發表）；
澳洲民陣理事黃濟人（紐省，民聯總部委員）：《2006年民運柏林大會宣言的反思》，講了“宣言產生的過程”、“問題的提出和思考”：一，民陣柏林大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會議？二，中國民主運動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三，宣言內容的反思 四，為什麼要緣木求魚 五，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博訊2006年06月15日發表）；
澳洲中國工黨阮傑（墨爾本）：《批德國民運會議（一）》，“認為這次德國柏林民運會議對中國民主化運動來說是一個失敗的會議，是一個浪費民運資源的會議，是一個給本來就千瘡百孔的民運形象雪上加霜的會議”；(博訊2006年06月25日發表) 《批德國民運大會(二) 》，“第二個大錯誤就是泛民運的錯誤。何謂“泛”？“泛”者，表面化、籠統化、泛泛而談、空洞無物、僅圖其名也”；(博訊2006年06月27日發表) 《批德國民運大會(三) 》，“經深思再三，發現這個大會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其有深刻的背景、涉及到中國民主化運動原則性問題。為此，本人認為非常有必要續寫本文，對此次大會進行更深刻的反思和更深刻的批判”。
楚天舒（澳大利亞民陣）：《我看海外民運和民運領袖》，提議“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立即著手，在海外為中國未來的民主事業羅致人才，這是當務之急，當歷史的機遇再次降臨的時候，我們不僅能夠為中國的民主事業提供可觀的有用之才，我們也寄希望在這樣的群體中有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誕生，這應該作為我們的一個共同的歷史使命”。
民聯陣現任主席林牧晨（美國），目前在東南亞，我這位三十八年前難友，八年未見了，他曾約會新加坡面晤，我因種種變故不克成行。牧晨“沒有參加2006年柏林大會，只能從許多網絡文章裏來關注”。他“覺得會議也有不足之處：它沒有回答人們最關心的問題：民運將如何走向成功？”今天，他發表《致民運同道的公開信——對召開2007年民運大會的設想》，並發表《民運組織改革方案（致同道公開信的補充說明）》。以我之見，2007中國民運世界大會如能勝利召開，這將在組織上徹底否定柏林大會，真正成为民運新的里程碑。
有人自己投共投獨，却大言不慚說“反對台獨就是支持中共，投共”，一派胡言。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共不是中國，中共雖是87歲老人，但中國有5000年歷史。秦始皇兩千兩百五十多年前統一中國，難道秦始皇是中共總書記嗎？漢武帝不是共產黨，唐太宗不是共產黨，康熙不是共產黨，蔣介石也不是共產黨。製造“兩個中國”，策劃並支持“臺灣獨立”，中共恰恰是祖師爺，拿手好戲。
蔣介石領導北伐統一中國後，中共在江西瑞金製造了“蘇維埃中華共和國”，這就是“兩個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還在延安搞了一個“陝甘寧邊區政府”；毛澤東後悔不學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留在孫中山、黃興等創建的“中華民國”旗下建立中央政府，卻成立了第二個中國，美其名曰“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驚呼上了“開國元勳”拱他“做始皇帝的當”；如今國共第三次合作，只能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了。
中共還是策劃臺獨的始作蛹者。據《中國之春》顧問、香港《文匯報》四十年老總編金堯如先生生前撰文，並在華盛頓代表大會、三藩市代表大會對我們說：1946-47年中共派他當臺灣省委書記，任務就是爭取“臺灣獨立”；謝雪紅組織臺灣共產黨，黨綱也是要“臺灣獨立”。中共當時不僅搞台獨，而且在臺灣有“兩個共產黨”搞台獨。就是現在的民進党台獨前輩，二十多年前在台獨失敗後，如同謝雪紅一樣，也逃到大陸受中共庇護，其中陳鼓應先生，還當了北大哲學系教授。這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個別投共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同時又投獨了，道道地地的機會主義者。共產黨繼國民黨反台獨三十五年之後才反台獨的，而且這些年一味強調“和平統一”，卻不凸顯反獨和民主，並打壓馬英九，大大敗筆。所以，反對台獨並不是中共的專利，而“反獨促統”恰恰是民主黨人提出來的，代表著全民族的共同心聲和利益。
說實在的，我也是德國“球迷”，對德國隊的喜歡，僅次於荷蘭和法國。原本希望東道主德國足球隊能獲得柏林足球世界盃冠軍，希望東道主德國民陣隊在“柏林民運世界盃”也能得冠，但德國足球隊與民陣隊，世界盃都雙雙無望了，有點遺憾。
民陣柏林大會離經叛道，大會小會，圍繞民運走向、統獨和人民文革，理所當然地激辯，延燒到最近以來的公開爭論。如說柏林大會是甚麼“里程碑”的話，也有“吃紅牌”的道理，那是轉向台獨之路的里程碑，也是中國真假民運的分水嶺。
柏林大會批判，發表一組中國民主黨、民聯陣、民陣和工黨朋友的文章，共十四篇，第一回合。“攻克柏林”之役打響了！這將是民運界20年來的第五次公開大論戰。
十
正當我在編發《柏林大會批判》這組稿件時，頃接一位王先生來電：總統（陳水扁）知道柏林大會怠慢了你張主席，這不是總統的本意，非常遺憾！總統想見張主席，不知張主席願不願意和總統會見？並對我說：聽說張先生正在與中共“對話”？……只要張主席肯公開出面反對馬英九，經費不是問題，我們將會在經濟上大力支持……。
去年12月，我倡議在最合適馬英九說的第三地論壇歐洲舉辦《兩岸三地關係國際研討會》，出了三十八道研討反獨促統主題與子目，公諸於眾。民進黨聞訊後要抗衡，現已悉知，也要在第三地歐洲舉辦反統促獨大會，這亦是柏林大會的由來。如今民進黨政府知道國民黨馬英九沒有錢，而共產黨有錢只會貪腐並未贊助反獨促統經費，香港與會者也無額外資金贊助，反獨大會遙遙無期；於是總統要給我錢了，遊說把支持馬英九的反獨大會，改為批判馬英九的支獨大會，來個三百六十度大逆轉，這下的爆炸力比柏林大會影響大大，給的也不是區區二十萬歐元，可惜把我看扁了！我寧可反獨大會開不起來，也決不會開促獨大會。
在這裏，公開答復：我是民主主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但不是機會主義者，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理念，“道不同而不相謀”。張某早已領略總統的“好意”，謝了！我從事中國人權民運，幾十年如一日奮鬥，儘管從來沒有任何方面分文贊助，民運經費拮据而工作艱難，也決不會“為五斗米折腰”，更不會為了蠅頭小利，出賣良知和原則，老而彌堅，永葆傲骨。
陳水扁先生已向中國民運界發出了“橄欖枝”攻勢，這比胡錦濤先生“招安說”只會原地踏步明快，也比馬英九先生“民主牌”出手還快，更比中共國安只會派“小赤佬”瞎搗亂的手段高超。阿扁瞄準的是大佬級人物，自王丹先生以降，總統除民主黨、民聯陣等之外，會見了紛紛登臺的一批（個）又一批（個）頭面人物。我有幾位熟人朋友是著名政論家，早已成了批馬英九的槍手。據悉，我有一位老友，就在柏林大會前不久去了臺灣與陳水扁會面；另有一位故友，因為要去台會見總統，故而不及參加柏林大會。如今，總統的“兩顆子彈”，玩到張某頭上來了，或許對剩下的其他民運領袖，亦圖“各個擊破”。
中國民主黨（China Democratic Party），顧名思義，就是中國的民主黨（CDP），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Alliance for a Democratic China),簡稱“民聯陣”(ADC)，各國英文註冊名就是“為了一個民主中國”，不是“兩個民主中國”，重建中華共和，再造民主統一。我堅信：久經考驗的王希哲、徐文立、胡安寧、伍凡等等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徐邦泰、朱嘉明、郭平、張伯笠、吳仁華、林牧晨等等歷屆中國民聯陣領導人，民聯陣、民主黨精神領袖嚴家祺，目前還在大陸身陷囹圄的中國民主黨創黨人之一王炳章博士、中國民聯陣前副主席楊建利博士，封從德、唐柏橋、高寒、劉青、劉國凱、仲維光、張先樑、張作人、廖燃等等一批海外著名的中國民主黨人或民主黨盟友，澳大利亞民陣主席秦晉、澳大利亞民陣理事黃濟人、中國工黨墨爾本阮傑、民陣總部理事紐西蘭潘晴、民陣日本負責人相林和林飛、芬蘭王雍罡、民陣總部理事王國興等等一批反獨促統的民運朋友，以及民運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先生，廣大新老民運戰士，我們終究會取得同一立場，大家在中華民族民主統一的旗幟下團結一致，不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台獨勢力滲透策反民運界無法逾越的屏障，中流砥柱。
我知道阿扁是個大玩家，也是個大贏家。玩了兩顆子彈，贏得連任總統。玩了施明德，玩了許信良，玩了林義雄，玩了謝長廷，玩了沈富雄，玩了民進黨創黨先進；玩了李登輝，玩了連戰，玩了唐飛，玩了宋楚瑜，玩了王金平，玩了李遠哲；玩了W.布什，玩了江澤民，現在玩馬英九，玩胡錦濤，玩民運人士，玩全天下人……。玩我們民運，未必對中共殺傷力大，不見得對馬英九有大殺傷力，也拓展不了多大國際空間。“多行不義必自斃”，政治上也是“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生命”。拜託總統先生，閣下大忙日理萬機，府上弊案自顧不暇，還是省點歪腦筋，留點力氣吧，不要玩我們民主黨，不要玩我們民聯陣，不要玩整個民運，也不要玩我張英！總統執意要玩，我們奉陪到底。 | 
